为什么沙特总是爱跟俄罗斯过不去

俄罗斯与沙特，这两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却在国际政经博弈中长期针锋相对。虽然两国从未正面爆发武装冲突，但暗中的博弈却从来未有停止。就在当下，沙特为首的海湾王权国，操纵欧佩克极力打压油价，让正承受西方制裁，经济困难的俄罗斯雪上加霜。而在政治方面，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势力，更是与俄罗斯支持的什叶派之弧长期抗衡，暗战遍及中东。

而沙特与俄罗斯的恩怨还远不止这些。二者最大的梁子，还是在冷战末期，当时在沙特的全力打压下，国际油价在几乎整个80年代都在低位运行，这对国家财政严重依赖石油输出，而国内石油开发成本又天然远高于中东的苏联构成了毁灭性打击。毫不客气的说，美国之所以能在90年代初取得冷战胜利，沙特可以说居功至伟。

但沙特这么做，似乎很不合情理。毕竟除了与俄罗斯的间接地缘博弈外，沙特攻击俄罗斯的最主要手段就是打压油价。可沙特本身也是靠石油输出维生的。

虽说波斯湾远低于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成本，决定了这种石油战争中，沙特天然具备比俄罗斯更强的承受能力。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打压油价的行为，也等于是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赚，几乎就是谢逊七伤拳的路数——虽能伤人，但也伤己。

但即便如此，沙特也义无反顾，这就让人奇怪了。

沙特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维护国家安全？可是沙特不是伊朗、更不是土耳其，它的国土位于中东最南端，与俄罗斯地缘关系十分疏离。就算俄罗斯有扩张领土的传统嗜好，但也怎么都轮不到沙特挨刀。

那是石油输出国之间的竞争？这个看上去倒是有点道理。沙特和俄罗斯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石油生产和输出大国，为了争夺国际原油市场的份额，两国杯葛一下倒也不是说不过去。

只是，沙特的做法也太夸张了些。毕竟如果仅是争夺市场份额，那这仅仅是商业范畴的事。既然是商业竞争，那就自然会遵循商业逻辑。

商业的本质是赚取利润。当然，如果有可能形成垄断，那么鉴于垄断带来的巨大利益，前期打压下油价，把对手挤垮然后独霸市场，这也确实不失为商战之道（比如前段时间滴滴和UBER疯狂发专车补贴，打压出租车生存空间，便是这种逻辑）。

但是，这种做法毕竟是有限度的，在对手很难打垮的情况下，还继续这种做法，那就不是谋利，而是自残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沙特和俄罗斯联合起来，一起操控油价，这才符合自身利益的实际选择（比如去年国内O2O企业的合并潮，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

但沙特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商业逻辑。80年代，沙特把油价一压就是十年，现在的油价走低又已持续了一年多，而且未来一段时间依然有较大概率会继续低迷。这怎么看都不是符合商业思维的理性选择。因此，沙特之所以屡屡对俄罗斯下手，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因素决定，其中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考量。

那么，沙特跟俄罗斯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拼着自家遍体鳞伤，也非得把俄罗斯给整趴下？

在云石君看来，这主要是二者结构性的地缘政治冲突使然。而这背后，又与两国截然对立的国家战略密切相关。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就在刚才云石君才说了，沙特与俄罗斯地缘关系疏离，俄罗斯不可能直接威胁沙特。既然如此，这地缘政治冲突又从何谈起？

确实，俄罗斯无力直接威胁沙特，但问题是，俄罗斯的中东战略思路，与沙特的利益构成了巨大冲突。

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俄罗斯的中东盟友，正是沙特之敌。纵观俄罗斯在中东选择的战略伙伴，全是什叶派出身——最早的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属于什叶教派阿拉维分支。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什叶派教士执政，与美国化友为敌，俄罗斯又开始跟伊朗接触，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更是大步向前。而随着伊拉克战争结束，美军在干翻逊尼派萨达姆后又最终撤军，伊拉克中央政府被什叶派主导，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又跟伊拉克勾连到了一起。

关于俄罗斯为什么要选择什叶派，云石君会在将来的俄罗斯系列中详细说明。但这种做法本身，却无疑大大激化了沙特与其之矛盾。作为逊尼派大佬，沙特不仅与什叶派三国有着天然的教派矛盾，而且三国皆与沙特山水相连，彼此间还存在着结构性的地缘政治矛盾。这也就是说，虽然俄罗斯不能直接威胁沙特，但它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却跟沙特形成了冲突。

当然，如果仅仅于此的话，还不足以让沙特对俄罗斯有如此深仇大恨，以至于不惜用“自残”的极端方式来报复。沙特之所以如此讨厌俄罗斯，还因为俄罗斯对中东的经营方式，就跟沙特的国家战略构成冲突。

俄罗斯与美国不同。虽然一直以来，美国也扮演了中东太上皇的角色。但美国是西半球国家，中东是这个世界上，与美国地缘关系最为疏离的主要地缘板块。这种地缘格局决定了，美国不仅不可能打中东领土的主意，而且即便是在维持中东主导权时，由于直接影响力有限，所以不得不假手于当地土著势力，通过一系列的合纵连横，来确立自己的相对优势——直白点说，美国必须严重依赖本土代理人的深度配合，才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中东利益。

基于这种逻辑，中东盟友与美国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二者之间虽不能说完全平等，但大体上，中东盟国还是有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战略的空间，不至于太受美国影响，而对盟国的这种自主权力和国家利益，美国也必须充分尊重，否则真要闹僵，美国其实也不好拿他们怎么样。这也是沙特愿意跟美国结盟的一大原因。

而俄罗斯不同。

首先，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老牌地缘政治大国，又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文明国家，国家文明特质决定了，它的势力扩张，主要是用控制——消化——吸收这种传统手段来实现。

其次，即便是在最鼎盛的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国力，比之美国也有相当差距，在中东业已被美国主导的情况下，如果跟美国一样通过扶植代理人搞间接博弈，那俄罗斯肯定不是美国的对手。

最后，俄罗斯与中东本就直接毗邻，而且二者之间，还有中亚和高加索这两个天然的地缘通道，这使它有能力实现对中东的直接掌控，而不必像远在西半球的美国那样，必须通过代理人之手。

基于上述三点，俄罗斯经营中东的方式，是以自己为主，争取对中东直接掌控，至于中东本土势力，即便愿意主动为俄罗斯效力，也不可能获得与美合作时大致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更多的，会像当年的东欧一样，沦为俄罗斯的附庸。至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等等，也必须屈从于俄罗斯的整体战略之下，缺乏独立操作的空间。

这自然严重侵害了中东土著势力的利益。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年伊朗哪怕是在被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双重打压下，都绝不愿向俄罗斯低头，而是宁愿搞什么“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逼得俄罗斯无可奈何，只能靠入侵阿富汗，寻求中东战略突破。

当然，现在的俄罗斯是没有压制中东的能力的。所以。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对俄罗斯的警惕就消除了。毕竟俄罗斯庞大的体量和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决定了，只要这个北方巨人不倒，那么它对中东的威胁就天然存在。现在俄罗斯老实，那时因为它实力不济，自然要对代理人多加依仗，其目的也非进取，而只是守住残存影响力即可。但如果俄罗斯有朝一日中兴，重新经营中东，那它又会恢复旧有操行。

俄罗斯的经营方式，决定了沙特的立场。中东地缘区位至关重要，又是全球石油主产区，而中东本身又四分五裂，这就决定了，外来大国势力对中东地缘政治介入不可避免。

而对沙特来说，美俄对中东不同的经营方式，使他天然愿意站在美国一边——跟美国混，既可以获得世界第一大国的帮助，也不至于对自身权益造成影响，而跟俄罗斯混，那就只能委身为奴。

而除此之外，沙特的国家战略，也跟俄罗斯截然冲突。在之前的《地缘政治：沙特为什么必须实行君主专制76》一文中云石君曾经分析过，沙特国土大半为荒漠戈壁，地缘实力极差，只是靠着石油的加持，才能有今日之势。但石油有限，一旦采完，沙特立刻就得完蛋。所以，沙特必须趁着石油红还在，赶紧对外扩张，占领叙利亚、伊拉克等相对富庶地缘板块，这样才能让沙特人不至于在石油耗尽后，重新回到阿拉伯沙漠里啃沙子。

沙特必须扩张版图，而俄罗斯也要实现对中东的高度掌控，二者的利益存在结构性冲突。而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凭借自身的地缘实力，天然占据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不择手段的削弱俄罗斯，否则不可能在这种竞争中获胜。

最后，俄美对中东石油的利用方式，也是沙特亲美反俄的重要原因。

中东是全球最大的石油产区，也是国际石油市场的决定性力量。对这样一个能够决定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资源，美俄自然都要在其身上大做文章。

但美俄做文章的方式是不同的。

就美国而言，由于其经济实力强大，影响力遍布全球，金融体系也高度成熟，所以它并不需要直接掌控中东石油，甚至连定价权都不需要，它要的，只是将石油和美元挂钩，以石油美元为基础，建立自己的金融霸权。只要金融霸权树立，美元成为国际硬通货，美国便能凭着自家生产的这一张张美刀，换来各种自己想要的资源，也可以以此为手段，左右全球政治经济走向。

而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的实力和影响力都远不如美国，根本就不具备建立金融霸权的起码能力。所以，俄罗斯对中东石油的想法，绝不是在此基础上搞什么石油卢布，而是要通过对中东石油的全盘掌控，来获得全球石油市场的主导权和定价权，以此作为与西方工业国博弈的筹码。

鉴于美俄的这种不同，沙特的倾向就很明显了。沙特虽有石油，但石油只是大宗商品而非货币。这也就是说，沙特的这些石油，最终还是要先换成一种硬通货，然后才能用这种硬通货，换回自家想要的各种宝贝东西。

沙特这帮中东小暴发户，肯定是没能力把自家货币变成国际结算货币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黄金的货币功能已不复存在。这也就是说，沙特必须要将石油与一个别人家的货币挂钩，否则的话，石油卖出去，自己收什么回来呢？

所以，对沙特来说，这个石油结算货币的资格横竖自己都拿不住，所以送给美元，自己也没啥实际损失。

而利益确实实打实的。

美国是世界老大，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傲视全球，所以它家的货币最坚挺——沙特也不想自家卖油换回的钞票，隔个夜就成一堆废纸。

而与美国合作，还可以换得美国的保护。

最关键的是，跟美国合作，沙特只需要支持美元与石油挂钩就行了，什么国际石油交易市场的主导权，石油定价权等等，美国统统不稀罕，沙特可以全留在手中——而这可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源，把它利用好了，沙特别说在中东，哪怕在世界舞台，都能够呼风唤雨，成为一股重要势力——只要别过分伤及美国就行。

而反观俄罗斯，如果跟它合作，那么俄罗斯必须实现对石油的直接控制，从具体的石油交易层面，来操纵国际政经格局。这种模式下，俄罗斯不可能给沙特留下太多的自主空间。沙特的石油，将彻底沦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工具，主要为俄罗斯——而非沙特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在石油资源的政治化利用方面，美俄不同的利用方式，也决定了沙特铁定亲美，而坚决反俄。

总而言之，美俄的国情，以及与中东的地缘关系，决定了，美国与沙特之间，可以发展共赢模式的合作，而俄罗斯与沙特，则注定只能是个零和游戏。基于这种不同的利害关系，沙特当然愿意亲附美国，对俄罗斯打击到底。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会不会逼迫俄罗斯与中国结盟

少年，你不懂历史，就现在这情况，中国和俄国根本不敢结盟。

为什么？

所谓结盟，就是针对共同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摆明面上刚正面了，中国与美国为敌，今后生意也不用做了。这有意义？而且一旦结盟，中国就和俄国捆上了，像这次乌克兰的事，中国就必须和俄国站在一边，这有何意义？

一战的全面爆发，就是英国向德国的盟友奥匈宣战，导致德国被拖下水的。战后还被扣了个挑动战争的屎盆子，德国的崛起也就此被打断。与奥匈结盟，没给德国带来任何安全，反而把德国拖进了战争泥潭，除此之外由于奥匈和俄国存在竞争关系，结果导致本来有潜力发展的准盟国俄国，最后也站在德国的对立面。

过去中苏联盟，是因为苏联强大，以中国的人力加苏联的物力，几乎战无不胜。中苏轴心在越南教会美国做人的道理。后来反目玩脱了，苏联解体的时候，中国政治局一群人坐在那里说不出来话。现在中、俄全是弱比，一个能抗的都没有，尤其是俄国，连重工基地乌克兰都被肢解出去了。除非CCCP复生，否则大家实在是不敢结盟。

“回归欧洲”:俄罗斯有几道难过的关

一、普京为俄罗斯定位

四年前普京刚刚上任不久，一次在回答记者提问“我们要不要为俄罗斯重新寻找一条特殊的道路”时，普京坚定地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寻找，一切都已经找到。……俄罗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但我们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价值。无论我们的人在哪里生活，无论是在远东，还是在南方，我们都是欧洲人。”普京特别强调：“我们将积极保持在我们的地理和精神存在的地方，如果有人要把我们从那里排挤出来，我们将寻找盟友来强化自己。否则怎么办?这是必需的。”(注：)

后来普京又多次明确表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始终是欧洲人”，“我们的理念是欧洲的”，“从地理、文化和经济统一的观点来说，俄罗斯与以往一样是欧洲的一员。”尤其是在2002年1月出访之前，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又一次明确表示，就地理角度而言，俄罗斯是个欧亚国家，“但从文明角度而言，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欧洲文明的国家”。他就此认为，界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属性，文明是首要因素。“尽管俄罗斯东西部之间物质生活水平不尽相同，但俄罗斯人民是同一文化下的人民。从这种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具有欧洲特征，这是毫无疑问的。”(注：夏亮：“普京和西方说理”，载《环球时报》2002年1月21日。)200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我们的重点绝对是欧洲。”年底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52%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最终应该加入欧盟。俄罗斯这种加速“回归欧洲”，形成统一“大欧洲”的愿望在“9·11”之后，随着2003年4月波兰、匈牙利、捷克等10个中东欧国家签约，并于2004年5月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后而日趋强烈。

二、伊拉克战争为俄罗斯提供机遇

“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与欧洲的合作也加快了步伐，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加推动了这一进程。这一进程显示了以下几个特点：

1.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俄罗斯在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同时，把扩大发展与欧洲的关系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与德、法、英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与意大利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面对北约和欧盟的快速东扩，俄罗斯一反激烈对抗的态度，采取了积极合作的姿态，从而在许多场合占据了主动。

在俄罗斯的积极倡导下，2003年5月底，欧盟和俄罗斯首脑在圣彼得堡首次聚会，讨论了建立欧洲共同经济区和创建所谓“无裂痕”的大欧洲问题。在这次会上，双方还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提出为了提高双边合作的有效性，决定将现有的双边“合作委员会”改建为俄欧“常设伙伴关系委员会”。

另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在2003年11月份普京在意大利罗马会晤了欧盟现任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和关于在科技领域如何促进欧洲刑警组织与俄罗斯警方合作的重要协议，决定致力于实现在经济、安全和文化等领域内的“全球战略”。普京在会晤后表示，欧盟与俄罗斯将加强“战略性伙伴关系”，以实现欧洲大陆的稳定、安全和繁荣。普京特别强调，欧盟与俄罗斯必须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实质性的、灵活性的、有效的对话”，以解决一些妨碍双边合作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继续加强合作。(注：《解放日报》2003年11月8日。)

显而易见，俄罗斯对目前回归欧洲的速度和现状是不满意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俄欧之间进一步加强发展经济往来，扩大合作领域。近年来双边的贸易额逐步扩大，欧盟对俄的投资不断增加，俄对欧的能源出口也日愈增多。除此以外，俄罗斯与欧洲合作还表现在军事层面：高层互访频繁，联合军事演习大幅度增加，军事技术合作加强。(注：200 2年9月25日，俄与北约军队在莫斯科以东的一个军事基地举行了为期3天的联合军事演习，俄、北约及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的3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军人和观察员参加了演习；2003年6月，俄罗斯首次派军舰参加了北约代号为“波罗的海行动——2003”的海军联合演习；7月，俄还第一次派兵参加了北约在乌克兰境内举行的“和平盾牌—2003”多国军事演习；8月，俄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海域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据报道，2004年，俄罗斯和北约军队还将举行21次战术联合演习，其中在俄罗斯境内8次，在北约国家境内13次。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自苏联解体以来还是第一次。)

2.“20国机制”逐步完善

“20国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2年5月的罗马峰会取代了1997年成立的俄罗斯—北约常设联合理事会，该机制的建立使俄罗斯和北约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处理地区危机、海上救护以及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等9个领域均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合作。伊拉克战争刚刚开打不久，普京就任命了经验丰富、威望较高的大将衔高层专家康·托茨基为常驻北约代表，足见俄罗斯对加强与北约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的目的是，通过改善与北约的关系，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尤其是在欧洲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力图首先通过靠近北约来达到吸引欧洲国家对俄的经济援助，早日实现回归欧洲的梦想。

3.欧盟态度积极、主动

普罗迪在与普京会晤时明确表示，欧盟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加强合作愈显重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正在逐步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影响。因此普罗迪在解释欧盟2002年底提交的题为《塑造一个新欧洲》的工作报告时表示：“一体化是新领域，是司法和内政、共同物价和安全政策、防务合作和基本政治价值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需要比80年代、90年代更高的政治协调。”(注：参阅邵进：“从中东看欧盟东扩的前途”，载《世界形势研究》2003年10月15日。)

欧盟要与美国竞争和抗衡，强化司法、安全等领域，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与合作终究是难圆的梦。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经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仅中东欧国家，而且西欧国家也都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欧盟要顺利实现东扩，绕不开俄罗斯的利益。因此只有在同俄进行战略合作，双方都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双赢的目的。欧洲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俄罗斯。

4.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得到改善

法国与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一直龃龉不断。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里，很长时间没能理顺同希拉克的关系，因车臣问题两国争吵得相当激烈。直到后来普京在日本与希拉克会见过后，两国关系才有所改善。但在2002年初普京和希拉克又发生了一场面对面的“论战”，使两国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美国执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机遇，战争初期，法、德、俄三国并没有联合意向，直到法国威胁要使用否决权。先是三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三国元首又聚会彼得堡，进一步协调了立场。虽然三国投了对美国的赞成票，但发出的信号才是更加重要的，即今后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仍将共同磋商，协调立场。从此，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了一个巨大的进展，有学者乐观地把它概括为“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法国将起核心作用。(注：参阅郭京花：“独立务实的法国外交”，载《世界形势研究》2003年7月9日。)

三、俄罗斯回归欧洲的几道难关

欧盟和俄罗斯的积极合作绝不表明俄罗斯已经得到欧洲的认同，而是恰恰相反，有几道难关：

1.难关之一：难以屈人之下

首先，“回归欧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除了涵盖西方化的内容外，还包括在国际行为以及一系列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上以西方集团的利益为重点，与欧洲国家保持统一，至少是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如果在这一意义上用“回归欧洲”的概念来衡量，俄罗斯不仅现在没有回归欧洲或者西方，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做到“回归”。

俄罗斯所追求的“回归”，主要是指地缘政治以及文明、文化的欧洲定位。自从出现国家的那一天起，俄罗斯大致经过了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历史阶段。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锲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说“西化”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注：冯玉军：“西方威吓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从俄罗斯独立后十几年来所经历的变化看，俄罗斯政府在政治和经济制度转轨的基本取向上是一直以西化为目标的，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这种关系标志的俄美关系却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甚至在科索沃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僵化的状态。因此，决定俄罗斯是否能够成为西方的一员，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否西方化，也不是东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异。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根本就不愿意放弃在国际政治权力体系中大国的自我定位，不愿意屈人之下。

其次要解决的是俄罗斯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安全观。俄罗斯民族国家在长期对外交往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国的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周边地区是否存在着安全缓冲地带或对该国友好的国家群。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一思想的来源时曾经认为：“既然莫斯科国没有防御的天然疆界使它能够得到合理的安全，既然莫斯科国同它的邻国有不能和解的紧张状态，那么，它在为政治生存而斗争的少数选择中，就选定了在它和它的敌人之间保持尽量大的距离。”为了寻求安全，“莫斯科国向南扩张，伸张到捷斯纳河和上顿涅茨新月形一带，结果在伊凡三世统治结束时，莫斯科国的版图伸展到具有战略意义的草原，使它比较容易地防御来自克里米亚的攻击。”(注：[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8月，第 232页。)从那时起，寻找天然疆界以抵御外部进袭的安全理念，就成为历代沙皇疯狂对外领土扩张的重要动机之一。这种安全理念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国家疆界基本固定的条件下，进一步衍化为在邻国扶植对本国友好的政府和建立安全带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苏俄政权面临的安全形势“最主要特征是孤立无援”，指望唤起和推动世界革命以确保本国安全。斯大林执政时，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趁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之机，迅速出兵波兰，然后又相继出兵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建立了围绕整个西部边界的安全带。根据这一安全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先后在东欧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和华沙条约组织以对抗西方。

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核心思想，就是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由俄罗斯和北约共同维护中东欧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使该地区成为屏障和缓冲带。因而，在2002年5月14日建立俄罗斯—北约“20国机制”的会议上，俄外长仍然表示反对北约东扩。俄罗斯仍将北约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此外，在对等裁军和核安全观念上，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差别也很大。

2.难关之二：欧洲不认同俄罗斯

俄罗斯人始终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戈尔巴乔夫主动拉开“铁幕”以来，至今已经过去十几个年头，为什么欧洲的大门不但没有朝乌拉尔的方向打开，反而偏向了安卡拉。

对于普京总统提出的俄罗斯加入欧盟的问题，欧委会主席普罗迪的回答常常是含含糊糊的，要么说“对于我们来说你们太庞大了”，或者是直接了当地加以拒绝。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毫不客气地说：“认为自己是欧洲人的人很多，如亚美尼亚或者新西兰，但这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吸收进欧盟的理由。”(注：，俄罗斯《新时代》杂志2002年12月29日，第16页。)由此可见，俄罗斯国家的大小并非是被排斥在欧盟之外的正当理由。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欧洲人不但根本就没有把俄罗斯划入西方文明之列(尽管俄罗斯主动结束了冷战并不断加快西化的速度)，而且还认为俄罗斯的所谓回归根本是不可能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不久前刚刚出版的新作《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就彻底否定了这种可能。她认为：“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的特性决不会改变，俄罗斯决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这位铁娘子的话反映了欧洲人的心理。

俄罗斯不为西方所认同的主要原因应该从历史和文化的根源上寻找，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欧洲自古以来就有排斥俄罗斯的情结。对不同文明的认同与否首先取决于对不同文明的界定。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虽然同意“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的说法，然而他对俄罗斯文化的欧洲定位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它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塞缪尔·亨廷顿则是毫不客气地把俄罗斯排斥在西方文明的门槛之外。他认为，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他据此断定：“俄罗斯文明是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本土的根，加上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及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3月，第184页。)这些影响造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注：[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8月，第4页。)

可见，西方人不仅仅对俄罗斯文化持否定态度，从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而且从古至今在骨子里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显然，地理因素和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同是西方排斥俄罗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欧洲在文化上有超过俄罗斯的优越感。在18世纪以前，欧洲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俄罗斯先进得多，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也远比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因而欧洲人在俄罗斯人面前一直有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俄罗斯的所谓“西化”也被欧洲人视为是一个“怪胎”。在西方人看来，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巩固了专制体制、强化了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不仅如此，西方人还认为，无论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是亚历山大二世，乃至苏联的历代领导人遵循的都是彼得一世的模式：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加强自己的独裁权力。《欧洲的没落》一书的作者霍洛伯恩·哈杰甚至认为“西方与俄国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因‘俄国的西化’而消除。”(注：参阅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这种差异随着俄罗斯向西方的不断靠近能否最终消除，现在还是未知数。从苏联解体十几年以来俄罗斯发展的情况来看，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消除。

第三，欧洲人对俄罗斯在心理上存有恐惧感。对俄罗斯崛起的担心与恐惧首先表现于对俄罗斯扩张野心的夸大，似乎俄罗斯不折不扣地就是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种心理偏向源于西方人对俄罗斯历史的恐惧。的确，且不谈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历史老账，仅仅翻开20世纪的世界史，俄罗斯几乎与周边所有的近邻都打过仗，尽管有几次是被动的。

从俄罗斯的邻国由西向东算起：俄罗斯与芬兰发生过2次战争；1940年苏联红军占领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托维亚；和波兰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20年，但那时苏联红军并没有占领波兰。20年过后，苏联和第三帝国一起瓜分了它的领土；后来德国重复了1914年的历史，成为苏联的近邻，然后又转变成敌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和当时的奥匈帝国以及土耳其都打过仗；和捷克之间虽然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在1968年苏联却派兵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更换了它的党政领导人；1941年斯洛伐克加入了纳粹联盟并向苏联宣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都打过仗，尽管苏联和保加利亚对阵时没有放过一枪。

再往东看，苏联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开过战，但是与英国一起曾经在1914年占领过它；与下一个邻国阿富汗似乎并未打过仗，但在1979年到1988年期间苏联在其领土上采取过不少军事行动；中国在1901年“义和团”短暂的起义期间曾与沙皇俄国打过仗；1929年苏联和中国在远东铁路问题上又发生冲突。40年之后的1969年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再次大动干戈；苏联和朝鲜之间倒是从未有过龃龉，仅仅是在1950—1953年间在它的领土上与美国人打过一仗；和日本之间则是冲突不断；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1938年在哈桑湖上再次交手，1939年在哈拉哈河开仗；1945年在满洲里又一次打仗；……。总之，俄罗斯与邻国几乎都是不打不成交。在20世纪的对外战争中俄苏共损失了950多万人。(注：资料来源：[俄]《事实与论据报》2002年6月，第26期。)

由于这些历史原因，一些西方人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只能把俄国人的过去看作是一条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乱七八糟的挂毯，在它的图案中，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惨败、占领者的胜利与流血割地的痛楚，错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事实使俄国人不会相信世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质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认为冲突是家常便饭，秩序是不稳定的。”(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西方对俄罗斯的恐惧在二战后达到顶点，乔治·凯南强调“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只能靠睿智的长期政策对苏联予以有效反击。”(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所谓“杜鲁门主义”，乃至冷战的爆发，可以说，都是惧怕俄罗斯的产物。由此西方得出的结论是：对俄罗斯必须采取遏制的政策。

西方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和对俄罗斯崛起的恐惧感，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采取遏制政策来对待俄罗斯。基辛格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情感：“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即使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忧也没有消失。基辛格甚至建议美国要警惕俄罗斯这一“式微中的帝国企图在周边国家邻国重振权势雄风”的野心。布热津斯基则大肆宣扬应当促进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俄罗斯”的出现，以消除对西方的“威胁”。而其必要和公开的条件是：第一，俄罗斯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也就是接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无权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民主国家排除在外。”(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既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心仍然难以消除。不久前丹麦一位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者坦陈说：“冷战时我们非常担心苏联人，因为他们有华约，丹麦与苏联只有一海之隔。冷战结束了，我们还是担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军力全球第二。今后俄罗斯走向何方，我们心中没底。”一位前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让我们完全相信俄罗斯人恐怕还需要时间。”(注：南北：“欧俄互相不满意”，载《环球时报》2004年2月27日。)

3.难关之三：俄罗斯文化自身的矛盾性

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这种矛盾性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明显地表露出来。彼得一世的改革既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分化最严重的时期。开头只是表现为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后来逐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并成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鲜明特点。俄国作家弗罗洛夫斯基曾经这样描述道：“打从一个金属的骑士催马冲向涅瓦河边的芬兰花岗石上那个不寻常的时刻起，俄罗斯就分化成两半了，国家的命运也分化成两半。俄罗斯一直充满了痛苦和悲伤。俄罗斯就像这匹烈马，在黑暗中空提起两只前腿，两只后蹄却紧紧地抓住了花岗石的地基。”(注：)有一位学者把这种欲行又止的俄罗斯解读为矛盾的两难抉择。因为它既想学习西方，同时更想征服西方，超越西方。

这种矛盾性通过它的双头鹰国徽也可以表现出来——顾左右不知所以。如果说，俄罗斯的双头鹰国徽表示的是俄罗斯雄居欧亚大陆的地理特征，或者是表示俄罗斯同时兼顾东方和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战略的话，那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把双头鹰解读为左顾右盼不知所以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在俄罗斯的历史过程中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于西欧各国历史过程并使人想起伟大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特点”，(注：[俄]德拉奇：“俄国的文化学理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所以，俄罗斯几百年来一直“仿佛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摇摆”不定，同时兼容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主义——专制政治和自由性、残忍和善良、寻神和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这一“高度两极化的民族”(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8月，第198页。)特点，使世界历史的两大主流——东方和西方在俄国发生冲撞和互动，由此派生出来的俄罗斯文化产生出巨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从而具有了既不是纯欧洲的，但也不是亚洲的，而是结合了两个世界的俄罗斯文化，是“巨大的东方—西方”。(注：[俄]德拉奇：“俄国的文化学理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十年前俄罗斯发生文明和文化的失落，除了国家解体等其他原因以外，俄罗斯文化的这种矛盾性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欧亚主义其实也是俄罗斯文化矛盾性的一种反映。

综上所述，尽管回归西方是俄罗斯主观上强烈向往的夙愿，但俄罗斯文明的特质和西方文化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只能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境地，东方和西方这两种因素在俄罗斯的精神中还将长久相互角力。因此，回归欧洲对于俄罗斯而言，将是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